2003—2013年中国民主发展：上下合力推进特色民主政治建设

于2005年的那个秋天，有20个普通人进行了发言，致使全国人大在立法之时修改了原本拟定的草案，由此个税起征点从1500元提升到了1600元，此件事情的背后，映射出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，正朝着越来越宽、越来越实的方向发展。

公民上书推动法规废止

2003年，湖北有个青年叫做孙志刚，他因为没有暂住证，从而被收容了，最终还导致死亡，这件事引发了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，建议去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。这起公民进行上书的事件很快就开始迅速发酵，舆论方面所产生的压力与法律方面的诉求形成了一股合力。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实施了很多年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就被废止了，替换它的是更加具有人性化的救助管理办法。这成为了公民凭借合法渠道去影响国家立法的标志性案例。

乌坎事件倒逼基层民主

2011年，广东陆丰乌坎村，因村干部私自贩卖集体之土地 ，引发村民持续进行维权。此事件最终引起中央予以重视 ，广东省工作组进驻展开调查 ，认定村民诉求属于合理。该事件的处理转为以保障村民民主监督权利作为核心 ，推动村集体重新开展选举 ，并强化村务公开以及民主管理。乌坎的转折表明 ，面对基层出现的矛盾 ，尊重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 、参与权 ，是化解危机的根本出路。

立法听证让民意直通

2005年9月27日，20名公众代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，他们来自不同行业，收入各不相同，就个税起征点调整表达意见，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首次立法听证会，主持者明确讲要让不同观点充分展现，形成的报告将作为立法重要依据，最终，原定1500元起征点因采纳民意调高到1600元，这场听证会不仅使“民主税政”初步显现曙光，还让公众亲身经历立法过程的民主演练。

网络问政开启互动新篇

在2008年的时候，人民网推出了“直通中南海”栏目；从理论上来说，这使得4.2亿网民能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留言。早在2007年，汪洋在主政重庆之际就公布了个人邮箱来征集网民意见，并且还多次亲自进行回复。网络问政跟传统渠道相比较而言，其门槛更低，反馈速度更快。学者汪玉凯觉得，这表明高层重视民众的参与诉求，特别是在矛盾凸显的时期，需要在关键问题上采取严格认真的态度，借助网络来集中民众智慧、解决民众忧虑，给予老百姓信心。

基层代表进入最高殿堂

在2008年的时候，朱雪芹、胡小燕、康厚明这三位农民工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了，进而成为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群体的直接代言人，他们带着基层的声音走进了人民大会堂，将这一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传达到了国家最高议事殿堂。这背后呢，是优化代表结构、增加基层比例这样一个时代要求。每个社会阶层拥有自身的政治代言人成为了各界的共识，也使得立法和决策更能够体现社会的多元诉求。

信息公开法保障知情权

2008年5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正式施行，此被学界认作是公众知情权的法律保障。条例实施过后，公民诉求公开疫情、三公信息的事例持续出现，那般底气正是源于这部新的法律。虽说最初不少申请碰到“信息不存在”“影响社会稳定”等种种托词，甚至出现诉讼困难的情况，然而法律的颁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，它给予了公民依据法律来申请以及监督政府行为的凭借与武器。

从收容遣送被废止，到个税听证出现 ，从网络问政兴起，到信息公开实施 ，宪法针对个人权利的保障，在一回回事件以及立法当中，持续不断地细化。你认为自身最为关心哪一项公共政策的制订 ，又是不是愿意经由合法途径去表达见解？欢迎在评论区域留言 ，分享你的看法 ，点赞以使更多人参与讨论。